9月10日，马云通过阿里巴巴官方微博发布公开信宣布：一年后的阿里巴巴20周年之际，即2019年9月10日，他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届时由现任集团CEO张勇接任。
谈及自己未来的发展，马云表示，除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和为合伙人组织机制做努力和贡献外，想回归教育，“做我热爱的事情会让我无比兴奋和幸福。”
这是阿里巴巴准备了十年的计划。十年来，马云一直要寻找的答案是，当他离开的时候，阿里巴巴能否解决“规模企业的创新力问题，领导人传承问题，未来领导人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
今天看来，他认为已找到答案。
“接班”是大企业发展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领导人问题是大企业持续发展必然遇到的瓶颈，再伟大的企业都概莫能外。无论是单一股权架构还是多层股权架构，创始人和股权结构的变动都可能影响企业发展。
乔布斯曾因股权稀释被迫从苹果公司出走又被请回，比尔·盖茨与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为是否聘用鲍尔默分道扬镳，对微软的发展走向至今可以感受。
创始人与继承人之间、合伙人之间、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在中国企业中也不鲜见。
为了降低博弈风险，多数企业要么采取大股东绝对控制董事会的策略，要么将股权分散到数以十万计的小股东手中。
在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财产继承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企业通常使用前一种策略，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财产继承相对严格的环境里，企业通常采取后一种策略。
而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走的是一种中间道路。合伙人委员会有提名过半董事和奖金分配的权利。一般合伙人按一定门槛从管理层中选取，由此保证了主要合伙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层权益。深谙阿里文化和使命的合伙人团队，还结成了传承阿里文化和使命的链条。
同时，马云和蔡崇信作为永久合伙人，进一步强化了合伙人制的权威性。所以，即使马云远去，他确实仍然“永远属于阿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继承人只需“萧规曹随”。新一代互联网的领军者，注定面临与马云时代不同的商业和文化挑战。
不让互联网经济异化，是一代互联网人的事
今天的阿里巴巴已不是力战ebay的那个淘宝，马云也不再是在淘宝留言区默默潜水的马云。今天的阿里巴巴已经成长为一家“全能公司”。如果说，孕育阿里文化的土壤是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创造就业岗位，成功融合了利润追求和企业公民义务的话，那么，今天作为超级大公司的阿里巴巴也需要面对，如何继续创新，而不是走向其初始文化的反面。
一方面，无论阿里的领军者是否情愿，拥有强大资本实力的阿里在其进入的任何领域都可能制造出排斥效应，从而削弱其企业公民的形象。
另一方面，在“投资即可占有”的预期里，阿里的创新是仅仅满足于对新领域的攻占，还是亦注重于商业逻辑和社会义务持续融合?
这些都将是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在“后马云时代”，阿里需要向公众回答的问题。
将目光重新投向教育等公共领域的马云，或许可以凭借其永久合伙人的地位和固有的情怀帮助他的继承人探寻一条平衡之路。对于公共事业的投入，有助于阿里不会蜕变为一个单纯的巨头商人。
但是，在公共领域，制度和环境的制约因素，远比做一家互联网企业要多得多。比尔·盖茨的方式是出清微软股票，切割微软权益与基金会慈善事业的内在矛盾，马云暂时做不到。在非盈利性和盈利性目标间平衡，等于二次创业。
马云的新选择，不光是他自己和阿里的事。20年前互联网第一代领军者，都将从台前向幕后转身。你可以征服整个地球的商业版图，却不能征服时间。任何人都会老去，都会离开，但更关键的是以什么样的姿势离开。
不同发展路径和商业目标，让不同互联网企业选择了不同股权结构、企业文化和社会义务方向。但主要问题是同构的，即如何在保证创始人权益的同时，不让互联网经济异化或退化。这不是马云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人的事。
就此而言，也希望阿里的选择和马云的选择，能够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文明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